本報特約記者隨身碟 韓洪剛
  中國目前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與現代轉型的深水區,從改革方法論而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的有機結合,這必然內生著對科學決策、權力體系與知識體系結合的要求,如此,智庫在此歷史進程中的化療副作用作用不言而喻。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也提出了要廣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並將其制度化,從而更好地推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提高國辦公室出租家治理能力建設,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決策咨詢制度重要性的認知。
  準確把握“智庫”以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之內涵,對於今日之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基於租屋此,時代周報採訪了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
  供求脫節背後是制度對外接式硬碟接難題
  時代周報:在你們看來,在改革的使命與當下的環境中,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智庫?
  韓方明:首先,要有獨立的思想。獨立性將直接決定智庫所提供的思想產品的質量與智庫的社會聲譽。這就要求智庫在發展中既不能依附於權貴,也不能淪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能被社會輿論所綁架,要為國家與社會提供獨立、客觀公正的思想產品,自身也要發展成相對穩定但又獨立運作的思想機構。
  其次,要樹立創新性的專業研究領域。對於不同的智庫而言,要根據自身的研究實力和研究特點確立本智庫的研究領域,避免大而全。對於後起的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而言,選擇一個創新性的專業化領域非常關鍵。同時要樹立現代管理意識,積極與世界上成熟的智庫模式接軌。
  最後,要實現官民互補。全面深化改革進程離不開智慧的推動,智慧並沒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庫在資金支持、研究力量、對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優勢,而非官方的民間智庫也在研究領域、研究隊伍與運作機制方面有著自身的特點,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兩者既存在競爭也有著合作的潛質,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多元的思想可以為改革註入更蓬勃的活力。
  王文:第一,政治上,需要一個充分推動目前政策的民主化的智庫。社會上,充分傾聽社會的民意,但是表現出一種專業化的聲音的智庫。經濟上,要有一個客觀中立公允的智庫。知識上,需要一個更加有問題導向、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的智庫。但是,我認為需要這樣的智庫,不代表就會有這樣的智庫,因為很難。
  時代周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在“決策咨詢制度”方面,你認為還存在哪些問題,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以及如何“健全”?
  韓方明:古人雲:“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目前,我們國家的決策咨詢制度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制度化建設相對滯後。雖然很多的政策研究與咨詢機構也出了很多積極而高質量的思想產品,但是卻難以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對接,以致在智庫與政府之間不能實現有效的默契,出現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庫卻投報無門的情況,從而造成知識與思想資源的浪費。
  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還在於一個供求脫節的問題。所以,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政府要積極推動相關決策咨詢制度的建設,打造政策分析市場,為智庫產品提 供一個有效的應用平臺;另一方面,智庫要以社會發展和國家需要為基本的立足點,來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思想產品。從而實現供需平衡,完成政府與智庫的有效對接。
  王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最終還是要靠人。智庫本身也有問題,有些學者不夠嚴肅,嘩眾取寵,干擾整個決策的過程。當然他們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但回過頭來講,很多學者是有很大問題的,有責任的學者、有能力的學者實際上還是少數。
  從機制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是需要上下結合,從上面講要有這個意識,現在也有了,從中間的政府操作層面,要有這樣的機制。從下麵—即思想的產業鏈下游—來講,當然是智庫層面,要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不是所有的智庫都有這樣的能力。要說這個決策機制真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這三方都要努力。要有一個戰略眼光、敢於推動改革的高層領導,中間還要有奮發有為的官僚團隊(“官僚”在這裡是中性的意思),下游也要有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智庫,只有這樣“決策咨詢制度”才可談得上建立和健全。
  警惕智庫概念泛化
  時代周報:凡事必有利弊,智庫受到中央高層重視,利的方面自不必說了;但是不是可能出現“弊”的方面,比如,會不會出現慣常出現的“智庫大躍進”,甚至會進一步把中國智庫的名聲搞臭?
  韓方明: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思考。我們歷史上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傳統,所以我們也有著深刻的教訓。如今智庫的發展得到了中央高層的充分重視,對於智庫發展來說是重要的推動力,不僅使智庫發展和智庫研究邁入了快車道,同時智庫這個概念也正在深入人心,普通公眾都在談論智庫。不過,我認為這並不會出現所謂的大躍進。一方面,當前中國的大環境與幾十年前乃至更久遠的歷史上已經有所不同,當前國家的發展更加務實求真,更加強調實事求是,同時國家的法制建設與其他相關的制度建設更加完善,社會發展有了更明確的發展方向與制度規約,從而不會輕易出現以往那種知識語境;另一方面,雖然智庫自身的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但是已經具備了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與天下情懷,不會夜郎自大與閉門造車,加之國外智庫發展也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發展經驗,所以對於智庫自身來說還是有著較理性的發展思維的。當然,事物的發展總是雙面向的,大躍進的趨向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所以要有積極的應對措施,做好防範。
  王文:這一點說得很對,不是所有的研究機構都可以稱之為智庫,在中國,名稱帶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萬家。目前,中國許多學術研究機構都試圖建智庫,這種心愿與決心是值得鼓勵的,但從我們的美國調研的情況看,學術研究機構與智庫有明顯不同的分工,前者註重學術創新,偏於基礎性研究,後者註重影響決策,長於應用性研究。目前中國許多研究機構想兩者兼得,到頭來可能都無法兼顧,出現“兩不像”、“雙荒廢”的結果。經驗表明,一個成功的智庫要立足於現實議題,依托理論基礎,發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進而通過種種渠道與傳播方法,構建社會影響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國目前許多研究機構(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備智庫的功能、架構,片面泛化“智庫”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現教育與研究資源浪費、離譜觀點貽笑大方、高校與學者形象均受損等風險。“為了學術”與“為了政策”是美國知識界相對清晰的兩類功能,中國切不可混為一談。什麼熱,做什麼,這是中國社會一貫傳統,當然會有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但也不能用“大躍進”來講,這其實也很正常,應以平常心待之。
  時代周報:不管怎樣,“智庫”這個概念,勢必會越來越熱。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一提法中,“特”在何處,“新”在哪裡?
  韓方明: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強調“中國特色”,這是橫向的發展要求,意味著我們的智庫發展是要符合我國的社會發展與國家戰略需求的,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 西方的智庫發展思路,這樣便脫離了我國的實際。要以中國的全面改革與社會發展作為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推動知識深化體制和思想產品的創新,努力打造中國學派, 傳播好中國聲音。再就是“新型智庫”,這是縱向的發展要求,即與人類歷史上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出現的思想產品提供者相比,我們要有所創新,不僅在研究內容
  上要創新,研究方法和發展思路都要有創新。新型智庫不同於智囊團,智庫一方面是為政府或者相關服務對象提供政策咨詢與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還要堅持產品的獨 立性與客觀性,而不是一味迎合服務對象的偏好。
  王文:強國須強智,現代大國的崛起需要由智庫來引航。20世紀美國的崛起基本與美國智庫的發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的智庫必須貼近本國國情發展,避免美國智庫當下廣為詬病的政治游說化、極端立場化等傾向,但美國智庫的一些成功經驗,可以轉化為中國自身發展的借鑒,我認為,與難以擺脫“官方”印跡、“謀”與“斷”之間未能分離的傳統中國智庫相比,如果用四個詞來概括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具備的功能,那就是“咨政”、“啟民”、“伐謀”和“孕才”。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智庫是現代治理體系的重要環節,在美國智庫被稱為政府、國會、法院和媒體之後的“第五權力”。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全球思想競爭的高度,在謀斷互動機制、思想市場機制、內部管理機制、融資運營機制與全球傳播機制等五個方面,深化改革現行智庫運營模式。
  國家重視和社會認可保障民間智庫發展
  時代周報:民間智庫地位和功能如何?目前來看,民間智庫發展的困境是什麼,如何才能剋服?
  韓方明:從基本已經進入了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民間智庫三位一體、齊頭併進的新階段。隨著公民社會以及基金會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全面發展,民間智庫在整個智庫體系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而國家重視和社會認可是民間智庫發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這樣的時代發展需求給予民間智庫大好的發展機會,從而也具備了較多的活力。相比而言,官方智庫在資金支持、研究力量、成果效益等多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其所掌握的資源和影響力是民間智庫所不能比擬的。但是,由於其官方立場和在某些領域的局限性,為非官方色彩的民間智庫提供了更多可資開拓的靈活空間,民間智庫研究成果的中立性和批判性,更容易為各界所接受。可以說,民間智庫正在成為國家治理理論的探索者,決策科學化的推動者和治理實踐的參與者。對改革自身來說,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兼收並蓄才能為改革註入更蓬勃的活力。
  不過以上也決定了民間智庫在與官方智庫的生存競爭中,各類硬性指標並不占優勢,軟硬條件的局限也會讓民間智庫研究成果的權威性受到影響,也正是這種主客觀的多重原因,民間智庫的發展依然不是中國智庫發展的主流。所以,綜合來看政府主導的官方智庫短期內仍將是國內智庫的中堅力量,民間智庫所面臨的諸多發展瓶頸在某種程度上讓它們依然處於內在的“小時代”。要解決這類問題,政府要為智庫發展創造適宜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逐步改變官方思想庫壟斷 資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鼓勵民間智庫的發展並採購高質量的民間智庫思想產品。
  時代周報:95%的美國智庫是獨立的,與個人合作,不接受政府資金,而中國可能是恰恰相反的(這並不是說就必然不好)。如何看待中國大多數智庫的體制屬性與獨立性之間的關係?
  韓方明:獨立性並不是說要游離於政府之外,或者處處與政府作對就是獨立。政策研究的獨立性要求的是智庫要立足於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要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其最終成果不是捆綁於其服務對象偏好的嫁衣,而是要有著獨立的“品格”的思想產品。西方那種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智庫模式也並非就是好的。接受政府的資助並不是意味著必然會成為政府的傳聲筒,而不接受政府資金的獨立智庫也不一定就是與政府對立的,美國諸多知名的智庫雖然不接受或者接受很少的政府資助,但是其出品的思想產品也並非就是反政府的。
  當然了,如果有著濃厚的政府官方背景,其思想產品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要保證智庫不會成為政府權力尋租的工具和傳聲筒,就要完善智庫的運作制度,加強智庫建設的法制化、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建設,也就是意味著,作為思想產品的最終受眾,政府自身要將自己關在籠子里,確保不會直接干預智庫的獨立研究。
  王文:國內不少輿論認為,真正的智庫必須“獨立”。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此“獨立”非美國智庫強調的“獨立”。美國智庫不但不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反而時刻展示自己與政府具有如何緊密的關係,如炫耀其成員大量通過“旋轉門”進入或來自政府,資金大量來自政府(CSIS2012年度預算中21%來自政府)。美國智庫提倡的“獨立性”,並非指與政府毫無關係,更非永遠批判,而是指他們的基本立場相對“獨立”、學理邏輯與論證的客觀,以及他們在出台政策報告過程中保持一定的獨到觀點,但其研究產品最終指向都是希望影響與改變政策。可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既要防止“獨立性”的誤解而出現與政府“對立化”趨勢,也要避免僅為政策出台做註腳的“迎合化”傾向。
  安全問題是對智庫和政府的雙重考驗
  時代周報:研究的獨立性只是智庫發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此外最為關鍵的一個因素是人力資本。你如何看待中國智庫發展過程中的人才瓶頸問題?智庫型人才要如何培養?
  韓方明:人力資本的確是智庫發展的關鍵要素。目前國內智庫發展很大的一個瓶頸就是人才短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人才斷層嚴重,很多智庫雖然有著龐大的研究團隊,但是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人員年齡已經偏大,缺少青年學者的參與,這種人員結構極易造成思想僵化和創新不足;再就是學緣結構搭配不合理,缺少跨學科的支撐,在很大程度上會限制其思想產品的開放性。另一方面,更為嚴重的是很多智庫雖然建起來了,但是依然是一個空架子,沒有團隊便沒有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要麼缺少政策支持,要麼缺少資金,要麼因為地緣條件等客觀限制而無法吸引相應的人才等。人才是智庫發展的生命線,沒有良性的人才結構的智庫終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概括起來就是,就是要“接地氣,有人氣”。
  當前中國的教育體制的確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智庫人才的培養有著較高的能力要求,單純只會應試的年輕人是難以承擔起這個擔子的。不過,好在大多數年輕人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之後,已經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元和多樣的知 識與培養模式,在大學階段重塑“獨立之思想”並不算晚,所以我們也看到當前在我國的諸多智庫已經崛起一批學術新星,他們大多都是在國內接受教育,但是卻已 經在智庫的發展中嶄露頭角,這是值得欣慰的。
  王文: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智庫學者在中國太缺少了,不是隨便一個學者就能當智庫學者。智庫型人才,第一個必須要有統合能力,比如我們金融研究院,還包括有大量媒體、政府、互聯網、法律等。所以,第一需要有知識的統合,第二還要有情懷,把這個工作當成打工,那不行,智庫學者必須要有高度的對這個現實和國家的一種情懷。所以我說智庫學者有“三條命”,普通人只有一條命,那就是性命,優秀的人還有一個命,是生命,智庫學者我認為還有第三條命,即使命。
  時代周報:中國智庫要想良性發展以及成為國際頂尖智庫,就離不開開明的國內與國際的雙重合作,尤其是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可能會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一方面,如何權衡知識優化與信息安全或數據安全之間可能的衝突?另一方面,在一些國際場合,如何應對可能會觸及的一些政治敏感性問題?
  韓方明:智庫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類威脅與挑戰。如前面所講,中國智庫的發展不可能閉門造車,要積極拓展跨領域、跨學科、跨國界的合作與交流,這就必然會出現諸多難以預知的問題。這不僅是中國智庫所面臨的問題,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智庫都會存在這一困惑。
  安全是智庫生存的必要且充分條件。如果沒有安全,那麼智庫的存在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尤其是相關研究領域涉及較為敏感領域的智庫,面對的這種挑戰更加直接。 在面對這種可能的衝突時,一方面要牢固樹立安全第一的理念,不僅將信息或數據安全作為智庫存在與發展的生命,同時要時刻將國家安全作為依歸,這是最高的法則。
  政治敏感性問題並不是洪水猛獸,面對這些問題逃避不是辦法,但是要註意應對技巧。敏感性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有它存在的時代語境,遇到這類問題,既要闡明我們的原則立場,同時還要積極尋找應對之策,解決之法,而這正是智庫之所以為智庫的根本所在。
  王文:關於信息安全或數據安全,的確存在這樣一個衝突,比如說要有保密意識,等等。那麼,怎麼樣處理政治敏感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首先就是不要過於敏感化,很多時候的確是自我敏感化了。一方面,這在高度考驗智庫學者自己的智慧、膽識和平衡能力。另一方面,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考驗官方對於智庫的包容力、包容度。這在現實層面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編輯:SN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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